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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背景下国际传播的整体性与差异化
发布日期:2021-06-19 05:31   来源:未知   阅读:

  【内容摘要】在全球化和泛媒化的双重作用下,国际传播从专业机构的专业行为变成了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日常活动,在宏观上体现出明显的整体性特征,同时在微观上呈现多层次的差异化趋势。从整体性特征出发,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在宏观战略、总体布局、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和系统创新,通过有效的整合和协调机制最大限度地提升系统的综合效率。从差异化趋势出发,国际传播宜实施以效果为导向的精准传播,通过对各种传播资源和手段的精心选择,实现对不同对象的传播效果最大化。把握好整体性和差异化,有利于构建目标多层、主体多元、渠道形式多样和面向不同对象的国际传播格局。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ZDA285)的研究成果。

  对于国际传播来说,人类正在经历 “世界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一方面,国际政治风谲云诡,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和美国大选的影响下,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当前,技术环境与国际社会环境的耦合,形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1]。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降低了传播的门槛和成本,丰富了传播的内容和形态,拓展了传播的渠道和疆域,为国际传播克服时空障碍、跨越文化差异、实施精准抵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在这种大变局下,能否在宏观战略上用系统性思维把握住国际传播的整体性,同时在操作策略上用精准化原则体现国际传播的差异化,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否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

  “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2]用马克思主义整体观来考察国际传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全球化和泛媒化的双重作用,一个国家的所有机构(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和个人都具有了国际传播的功能和条件,客观上也都在进行国际传播,从而使得国际传播从专业机构的专业行为变成了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日常活动,体现出明显的整体性特征。只有对这些整体性特征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并且根据这些特征及时调适战略和策略,国际传播才能在大变局背景下取得良好效果。

  全球化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与国之间的全方位交流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成为与人员、技术和资本同样重要的核心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越时空障碍进行超大规模和超高速度的流通,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全球信息采集、加工、传输、接收和使用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全球的传播生态发生了重大变革,随之而来的是国际传播呈现出非常突出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体现在国际传播的每个层面或每个环节。

  以前的国际传播都由专业的传播机构来实施,而现在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对传播主体综合实力和专业资质的要求已经失去意义,技术上的便利性使所有机构和个人都可以进行国际传播,都有可能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和媒体。从国际传播现状来看,这种传播主体泛在化的现象已经非常显见。除了政府专门设立的部门和媒体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非政府组织、文化团体、学校等机构乃至个人在国际传播中越来越活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往有媒体与受众之分,但如今所有的受众同时也可以成为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向全世界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很多个人自媒体的粉丝量和阅读量甚至超过了传统的机构媒体,产生了覆盖全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再如,过去,绝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从原材料到生产加工设备和员工,从技术、产品到消费者——都限于一国之内,极少与国际社会发生联系,更没有什么国际影响,所以也无需进行国际传播;但如今,绝大多数企业都与国际社会发生了各种各样、程度不一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但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要素,也成为企业开展国际传播的强大动力。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2016年11月1日发布的《中国央企海外网络传播力报告2016》对108家央企在Googl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ikipedia五个网站2015年1月1日到12月31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央企的总体传播力弱,很多企业没有海外传播意识,甚至有14家企业的总得分为零分。[3]5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改观。《2020中央企业海外网络传播力建设报告》显示,“2020年中央企业整体海外传播力进步明显”,不但通过传统媒体、企业自媒体及其他渠道主动传播企业信息、扩大海外影响,而且积极“借船出海”,在海外社交平台的入驻率逐年上升。[4]种种迹象表明,“而今,国家政府及其领导的有关部门与机构、媒体、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普通公众等已全面参与到一国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5]。

  过去国内信息与国际信息的分野比较明显,许多国内信息没有国际影响,也不受国外关注;而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几乎所有议题和信息已经不可能完全局限于一国之内,都具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国际联系,都有可能产生全球影响。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6]。正是这种国与国之间程度空前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打破了信息内容的地域局限性。例如,过去义乌不过是位于中国浙江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订单来自世界各地,其生产和销售情况便受到世界许多国家商家和消费者的关注,有的人甚至通过“义乌指数”来预测世界杯比赛的结果乃至一个国家的大选结果。这样,有关义乌的信息就从纯粹的地方新闻变成了众人关注的全球新闻。另外,处于同一命运共同体的各国人民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生态的认识和感受越来越深切,对他国社会发展的关注就会越来越密切,对异域文化的兴趣也会越来越浓厚。无论是信息本身的意义拓展,还是受众关注范围的拓展,都在传播技术的助力下成为了现实。正如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J. Cull)所言,“这些新技术模糊了国内新闻领域与国际新闻领域原本严格的界限”[7]。

  过去受限于空间阻隔和技术制约,信息传播很难从一个国家传到世界其他地方;而现在,时空障碍已被打破,一个国家通过任何渠道传播的任何内容都有可能穿越国界而抵达全球。例如,在传统媒体时代,一份报纸要想抵达国外读者手里,发行或派送就是一个巨大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在当地印刷,那将意味着高昂的成本;要么通过航空邮寄,那将严重影响新闻的时效。而如今,通过互联网,世界各地的受众都可以跟报纸总部所在国受众一样,同时看到报纸的电子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日趋成熟,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信息的全球流通提供了无远弗届的便捷平台。据Statista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全球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为45.7亿人, 社交媒体活跃用户数量达39.1亿人。其中,脸书活跃用户数量规模达26亿。[8]此外,借助大数据和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如今信息传播还可以精准地抵达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或群体,乃至个人。

  国际传播的整体性意味着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界限正在消融,也意味着过去基于这一界限而形成的社会分工和管理模式不再有效。面对这种变化,必须重视并把握好国际传播整体性的主要特征,然后才能找到顺应趋势和规律、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的有效路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角主要指将研究的主体置于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之中,要系统地发挥部分的功能,把握系统内部的联系,并将内部的单个要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绝对不是部分功能的机械拼凑,最终目的是将整体功能达到‘1+12’的特殊效果。”[9]在面临“世界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的国际传播也需要从其整体性特征出发,坚持系统观念,在宏观战略、总体格局、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和系统创新。

  有关部门应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及国内大局需要,制定国家总体对外战略,明晰国际传播在其中的地位和职责;在此基础上制定国际传播总体规划,明确总体发展思路及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确定中长期和短期目标及其实施路径,明确不同主体的任务分工,建立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由于大变局下国际传播的主体和媒体极端泛化,如果缺乏顶层设计和总体统筹,就难以避免出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乱象,不但可能导致重复建设、效率低下等问题,甚至有可能会陷入互相冲突、彼此抵销等困境。在国家层面确定总体对外战略和规划,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制定行为规范,也是通行的国际惯例。例如,2010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参众两院提交了《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将国家战略传播系统描述为由总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的,由美国内政、外交以及军事情报部门构成的联动机制。[10]特朗普上任后,也在2017年12月18日推出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他对奥巴马任内的政策几乎持全面否定态度,但是仍然保留了奥巴马确立的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系统,继续服务于现行政策的需要。[1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之一,强调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12]因此,制定我国包括国际传播战略在内的总体对外战略不但迫在眉睫,也正逢其时。

  国际传播要改变由专业“外宣媒体”单兵作战的思路,重新调整力量布局和资源投放,充分发挥各级党政机构、各类社会组织、各种机构媒体和自媒体的国际传播功能,构建目标多层、主体多元、渠道多样、形式多种的面向不同对象的国际传播格局。先前的国际传播主要由政府涉外部门和“外宣媒体”承担,不但显得力量薄弱、顾此失彼,而且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容易引发国外受众的心理排斥,传播效能不彰。当下,由于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都可以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和媒体,那么在国际传播中充分发挥企业、高校、智库、民间社团、特定群体乃至个人意见领袖等社会力量的作用,不但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必要性。这些社会力量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来自不同区域和社会阶层,可以及时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鲜活故事传播出去,非常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而且,这些社会力量本身所具有的非官方性以及它们从事国际传播的非专业性,往往更容易被国外受众所接受,传播的内容更容易得到他们的共鸣和认同。当然,媒体仍然要在国际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个任务不能再由专业的“外宣媒体”独自承担,而应成为全国所有媒体的共同使命。在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界限日渐消融的背景下,“外宣媒体”固然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内宣媒体”也要增强国际传播意识,提升传播内容的国际影响力。

  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都需要提高媒体素养,增强传播意识。这一条对各类机构来说更为重要,尤其是各级党政部门,不但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而且要熟悉大变局背景下国际传播的运作机制及影响机理,掌握通过各种手段和形式进行国际传播的技能。随着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逐步深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以多种方式走向海外。无论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普通的企业员工,都要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可能产生国际影响,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另一方面要注意遵守国际惯例、当地法律,尊重当地文化习俗,避免引发不利舆论。对媒体来说,则需要制定一套统一的适用于所有媒体的国际传播基本原则或质量规范,花大力气提升我国媒体的整体公信力。无论“内宣媒体”“外宣媒体”,抑或自媒体,都应严格遵循新闻信息传播规律,提高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可信度和感染力。即便是个人,如今也是一个移动的媒体,无论何时何地,都在通过自己的言行举动向外界传递某种信息,“每一个中国公民,包括官员、学者、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中国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员、留学生,甚至在中国城市马路上的行人、旅游景点的小摊小贩们等,都是中国形象的建构者”[13],因而也需要具备必要的媒介素养和国际传播意识。

  在国际政治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进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国际传播本身呈现越来越突出的差异化趋势。差异化现象是大变局背景下国际传播现实状况的具体表征,而据此实施的差异化策略则是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必由之路。

  由于全球化和泛媒化的双重作用,国际传播在宏观上呈现日趋明显的整体性特征,这一趋势促使国际传播在具体运作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出现了日趋明显的差异化现象。

  由于信息技术铲平了国际传播的专业门槛,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在客观上都具备国际传播的功能和条件,这就导致传播主体结构非常庞杂,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个性各异,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从性质类型来看,国际传播主体有官方与非官方、机构与个人、媒体与非媒体之别。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自然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官方机构与非官方机构在内部人员结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乃至话语体系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即便是同一类型的主体,彼此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例如企业,我国各种性质的企业不计其数,不同的企业在规模、经营(方向、战略、模式等)、内部文化等方面肯定各不相同。不同传播主体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判断力、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条件、文化水平和媒介素养等方面也参差不齐。由于具有这些天然的差异,全民化的传播主体在国际传播的意识、动机、操作、影响等方面也必然会千差万别。除此之外,众多主体同处于一个社会环境下,彼此在日常工作中必然会发生各种联系,在国际传播中也会产生各种交集,这些关联和互动带来的影响有的是正面的,也有的是负面的,从而加剧了传播主体的复杂性。国际传播主体的复杂性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和智力支撑,极大地丰富了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渠道,但同时也容易产生重复投资、同质竞争以及失序、内卷和互相冲突等问题。

  国际传播面向的是世界各国的受众,他们处于不同国家、不同阶层,政治倾向、知识结构和文化习性千差万别,对中国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例如,有研究表明,不同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等中国重要政治理念和主张的认知度存在差异,部分金砖国家受访民众的认知度最高,发展中国家次之,发达国家最低[14];不同年龄段的认知度也存在差异,最高的是26-30岁的民众,最低的是61-65岁的民众[15];不同学历的受访者的认知度也不同,学历越高认知度越高[16]。另有研究显示,美国民众通过大众媒介接触中国新闻的总频率,对于其中国印象有显著影响。 接触中国新闻越频繁,对中国的印象就越好[17]。此外,不同的传播对象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对媒介的选择、接触和使用以及对新闻信息的偏好和接收习惯也会不同。多样化的传播对象意味着多样化的态度、多样化的需求、多样化的兴趣和多样化的话语方式,国际传播必须充分考虑传播对象的这种差异,才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由于传播主体的规模空前庞大,加之信息采集、加工和发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便捷,传播内容出现了爆炸式骤增。据统计,Facebook每天产生4PB的数据,包含100亿条消息以及3.5亿张照片和1亿小时的视频。此外,在Instagram上,用户每天分享9500万张照片和视频;Twitter用户每天发送5亿条信息。[18]Tiktok的全球活跃用户达8亿之多,一项研究观察了一个月内TikTok用户的行为,发现68%的TikTok用户观看了别人的视频,而55%的人上传了自己的视频。[19]2019年1月9日发布的《2018微信年度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微信每个月有10.82亿用户保持活跃,每天有450亿次信息发送出去。[20]据2019年3月发布的《2018新浪微博用户发展报告》,微博用户平均每天发布文字信息1.3亿条、图片1.2亿张、视频150万条。[21]

  受益于技术的赋权赋能,传统的信息消费者现在也成了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信息传播不再像过去那样遵循从上到下、由点及面的单向或线性扩散轨迹,而是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碎片化特征,扩散机理和效果都更难把握。这种趋势被称为“去中心化”,它意味着“信息由传统的分层次、有序传递逐步向点对点的自由、无序传递转变,任何个体或单位都可以成为网络上的一个节点,网络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费者,也是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信息无需通过权威机构的加工即可在任何个体间传递”[22]。有学者指出,以离散性、多节点为特征的互联网技术结构为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注入了技术基因,使信息生产和传播结构更加多元,信息传播从原来的“你说我听”的单向式、线性化传播向“双向沟通”的网状化扩散、裂变式传播转变。[23]虽然信息传播在经历“去中心化”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发生“再中心化”的演变,但这种演变并没有改变信息传播多节点、开放性和碎片化的基本特征。由于移动化、视频化、社交化已经成为当下信息传播的普遍现象,传播路径的弥散性只会越来越突出,人们对信息传播的轨迹的把握会越来越困难,对传播效果的预判和掌控也会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大变革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如果再沿袭过去那种“通稿”式的模式,以同样的目标、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方式去面对所有的对象,显然只能事倍功半,甚至不但收不到正面效果,反而产生负面作用。因此,必须正视、重视并深入研究国际传播的差异化现象,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

  国际传播的差异化策略实质上是以效果为导向的精准传播,其核心是通过对各种传播资源和手段的精心选择来实现对不同对象的传播效果最大化。“所谓精准传播,就是在恰当的时间,将恰当的产品,以恰当的方式,推送给恰当的受众,产生与预期一致或大体一致的效果。”[24]实行差异化策略需要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有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整体性战略,国际传播的总体目标和细分目标(诸如分阶段目标、对象化目标等)、各类传播主体的职责和功能等都非常明确,便于实现目标—主体—资源之间的灵活调度和精准匹配;二是对各类传播对象有深入准确的了解,可以为确定针对不同对象的精准化传播提供坚实可靠的依据。在具体操作层面,国际传播的差异化策略主要围绕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和传播形态的多样化来展开。

  1. 对于不同的传播主体,应该根据其性质和特点的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在国际传播中职能和作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

  不同的传播主体,由于其性质和动机不同,在国际传播中承担的职责以及设定的目标应该是有所区别的。“从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再到个人,不同行为主体对外交往的目标通常有所不同,具体可归纳为三种主要目标:政治目标,寻求政治认同;经济目标,追求经济利益;文化目标,传播文化、增进人文交流与合作。这些目标时而相对独立,时而相通相融。”[25]角色不同,传播的内容自然不同。各类主体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专长。

  任务不同,传播的方式肯定也要有所不同。例如,作为专业机构的新闻媒体与外交部发言人的自媒体,因其性质不同,在国际传播中担负的职责也不同,两者不应该说同样的话,或者说不应该用同样的方式说话。外交部发言人可以直截了当地宣示立场、发表意见,而媒体则应该以客观报道事实为主,往往通过转述别人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记者和编辑一般不宜直抒胸臆。总而言之,在国际传播的整个过程中,不同的传播主体应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展所长,避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

  2. 对于不同的传播对象,应该根据其对中国的意义和态度,确定不同的预期目标,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

  在国家层面,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同,对中国的认知与认同程度不同,国际传播必须根据这些变量调整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控制好传播的力度和角度,这就是所谓的“一国一策”。以东盟为例,虽然东盟十国地域接近、贸易互通、政治互助,但内部仍有巨大差异,与我国的关系也有较大区别,其中有的国家是我国的长期友好邻邦,有的国家与我国在文化上有接近之处,有的国家与我国在政治上联系紧密,但也有的国家与中国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上有较大矛盾。只有实施“一国一策”,才能开展有针对性的国际传播。[26]

  更深入地看,差异化策略还不能止步于国家层面,因为国际传播必须触达每个国家的社会成员才能真正产生影响,而每个国家的社会成员居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政治取向、经济地位和文化心理,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也不尽相同,据此,国际传播应该实行“分层传播”,对政府决策者、社会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阶层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显而易见,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实施精准传播,前提是对对象国有深入系统的调研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

  3. 对于不同的传播形态,应该根据其职能、介质和受众的特点,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

  国际传播就其内容性质而言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譬如政治传播、新闻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等,这些不同的传播类型面向的重点受众不尽相同,发挥的功能也不太一样,因此在传播策略上也应该发挥特色,在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上彰显自己的个性和特长。

  国际传播就其介质而言还可分为不同的载体,诸如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以及“三微一端”等移动社交媒体等等,这些不同的传播载体不但在信息采集、加工、发布的流程上大不相同,而且面向的受众以及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上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在传播策略上必须从自己的特性及受众的兴趣出发,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形态的媒体的做法。

  早在1993年,罗伯特•福特纳就指出:“国际传播日趋复杂,……国际传播牵连广大。”[27]在世界百年未见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在发生系统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类型在客观层面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二是国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在主观层面需要采取的新对策。显然,无论整体性,还是差异化,都在两个层面上典型地体现了国际传播正在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但二者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发挥作用的着力点也不同。

  国际传播整体性的主要动因在于其结构的系统性。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系统,系统内部各个单元或元素虽然各有特点和分工,但只有向着同一个目标、遵循同样的价值规范和运行原则,系统才能正常高效运行。一方面,系统可以通过采取各种协调机制来整合各个单元或元素的作用,形成协同效应,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另一方面,系统内部各个单元或元素不仅互相之间有着各种关联,会产生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国际传播的整体性要求国际传播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一定要有系统观念和整体性思维,把握好整体与个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通过有效的整合和协调机制最大限度提升系统的综合效率,同时也要防范个体给整体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而国际传播差异化的主要动因在于系统内部单元或元素数量的庞大以及彼此差异的巨大,这些无处不在、多如牛毛的差异使国际传播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变得格外复杂,在为国际传播达成预期目标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为国际传播取得理想效果增添了许多不可捉摸的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传播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必须采取差异化策略:首先,从错综复杂的现实当中找到关键问题,从纷纷纭纭的现象当中找到影响问题的关键要素,从形形色色的要素决定者当中找到关键人物(群体);其次,需要从丰富多彩的资源当中选择最有针对性的内容,以最有说服力的叙事、最有吸引力的形式,通过最畅通的渠道,在最佳时间节点传送给最合适的目标对象。

  由此可见,整体性主要关乎国际传播的宏观结构,差异化主要关乎国际传播的中观和微观运作。如果说整体性是国际传播的战略起点,那么差异化就是国际传播的策略起点。这就要求国际传播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对国际传播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化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首先要在宏观上把握大势、顺势而为,用系统观念和整体性思维做好国际传播的战略规划、总体布局和资源配置,然后在具体运作中实施差异化策略,达成精准传播的目标。

  [1] 胡正荣:《智能化背景下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际传播》, 2019第6期,第3页。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6 页。

  [3] 迟雨薇: 《央企海外网络传播力报告指出部分央企传播力得分为零》, 中国网,年11月2日。

  [4] 李思雨:《2020中央企业海外网络传播力建设报告报告发布》,光明网,年1月3日。

  [5] [25]钟新等:《全民外交:中国对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对外传播》,2018年第9期,第7页。

  [6] 习:《国家主席习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中国政府网,年3月24日。

  [8] 王润珏:《社交媒体空间的国际传播竞争格局与发展态势》,《对外传播》 , 2020年第9期,第59页。

  [9] 张伟红:《新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构建与创新——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东南传播》,2020年第9期,上海居住证积分常见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第34页。

  [10] 吕祥:《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与美国对外宣传》,《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

  [11] 程曼丽:《国家安全视角下美国涉华舆论的变化及应对》,《对外传播》,2019年第2期,第7-8页。

  [12]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新华网,年11月3日。

  [13] 吴飞:《构建有效的国际传播策略——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谈起》,《对外传播》,2014年第2期,第7页。

  [14] [15][16]张明新、秦小芳:《2018年中国政治形象研究报告》,见《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5、28、30页。

  [17] 陈勇等:《大众媒介接触对美国民众中国形象认知的影响》,《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86页。

  [19] 雨果跨境: 《您可能需要了解的10个TikTok信息》,搜狐网,年8月7日。

  [21] 新浪微博数据中心:《2018微博用户发展报告》,新浪微博微报告,,2019年3月15日。

  [22] 张琰等:《网络传播“再中心化”探究》,《东南传播》,2019年第12期,第89页。

  [23] 韩云杰:《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 :网络传播基本特征与秩序构建》,《中国出版》,2020年第21期,第31页。

  [24] 文建:《提升传播精准度 增强国际话语权》,《中国记者》,2019年第8期,第6页。

  [26] 胡正荣:《国际传播的三个关键:全媒体·一国一策·精准化》,《对外传播》,2017年第8期,第10页。

  [27] [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作者唐润华系大连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刘昌华系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www.qhv0.cn